食货丨袁唏：没肉吃的日子，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

作者简历

袁晞，祖籍沈阳，生于北京，在成都上小学初中，后在四川农村插队、在工厂当工人。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，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，获文学学士、法学硕士学位。曾在新华社、人民日报工作，现已退休。

原题

没肉吃的日子

作者：袁晞

以前中国足球队每次输给外国人，就总有人哀叹：“我们不是吃肉长大的啊！”

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那个时候，城里的猪肉是凭票供应的

现如今多数中国人不缺肉吃了，可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确实不是从小吃肉长大的，像我这样过了六十的人更是如此，真的是过过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没肉吃的年月。

我刚刚记事儿，就遇上人祸加天灾造成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饭都吃不饱，就别想吃肉了。我家住在成都市里，家境还不算差，但也是红薯、胡萝卜加在大米里煮粥喝。一天一天吃烦了，小孩不懂事闹着不愿吃，姥姥就把我碗里的红薯和胡萝卜挑到她碗里，边挑边说她爱吃甜的。

那三四年几乎就没见过可以吃的肉，能记得的所谓有营养的东西就是“小球藻”和“康福散”。前者是人尿加水沤出来的绿水儿，后者是米糠做的粉末儿，不能解馋也不能充饥。今天想来“有营养”不过是那时饿急了的人编出来的瞎话。现在通用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六万余条字、词中的竟没收这两个词儿，可恨编词典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痛。这句是题外话。

困难时期打捞小球藻

熬过了困难时期，有了几年好日子，虽然有肉吃了，但远不能管够儿，不过是菜里有了点肉丝肉末儿，一年里有几顿肉少菜多回锅肉就是我们四川人说的“打牙祭”了。

没过几年又“爆发”了“史无前例的”“文化大革命”。“革命”越来越激烈，饭碗里的肉就越来越少。

最让我想吃肉想得铭心刻骨的是“文革”中下乡插队的那几年。我下乡的地方是四川广元的一个穷山村，山沟里地少人多，只出产玉米和少量小麦，哪个生产队也不愿增添一张嘴，知识青年只好一队摊派一个。刚下乡的头几个月，按国家规定还给知青每人每月半斤肉票，可以到供销社买肉，但常常是一个月没有肉供应，肉票就只好瞎了，有肉的时候一个月都摊不到一回。

那时候四川农村的政策是每给国家交一头生猪，养猪人自己才能杀一头，多杀生猪是犯法。农民都非常穷，根本做不到毛泽东说的忙时吃干、闲时吃稀、不忙不闲不干不稀，而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几天不吃稀的。养人都难，养猪就更难了。为了一家老小一年能吃几口肉，也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给生产队的交生猪指标，家境稍好的农民家一般都养两头猪。猪饲料主要靠小孩每天上山打猪草，再加上点儿麦麸子和人吃剩的红薯皮、土豆皮。

四川农家女孩在养猪

农民家都是把一头猪刚养到国家最低收购标准的一百二十八斤，急忙上交供销社。另一头尽量养大养肥，到阴历年底宰杀。全家用不好存放的猪下水过年，其余的做成咸肉或腊肉，以应付未来一年之需。由于猪养得肥，杀出来的肉没什么瘦的。一次我说要多点瘦肉就好了，一位农民小伙子还和我争论，说肥肉好吃得多。

1984年，我回当年下乡的地方玩儿，已是人到中年并富裕起来的这位农民请我在他家吃饭，一桌菜都是瘦肉做的。我故意问他：“肥肉好吃还是瘦肉好吃？”早就忘了那件往事的他说：“傻瓜都知道肥肉不好吃，我们家大人小孩都不吃肥的。”

一人一户的知识青年，每天要起早贪黑地干农活儿，还要独自做饭、挑水、洗衣服，既没有喂猪的东西，也没有养猪的时间和精力，当然也不必承担国家的生猪指标，结果就是没有肉吃。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农活很重，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每顿吃五碗玉米糊糊，最缺的就是肉。好心的邻居家里只要来客人就要请我作陪，为的是让我顺便吃几片儿肉，不过农民家里很少来客人。赶集时也上饭馆吃两碗有肉末儿的炸酱面，但因为钱少不敢常去赶集。我们生产队特别穷，一天十个工分才值几毛钱，一年干下来，交够口粮钱，只能剩下三十几元，加上家里给点儿，买了盐、煤油等必需品后就没多少了，哪里敢乱花。

四川农村红白喜事。1980年代

最幸福的日子是农民家办红白喜事，可以大碗吃肉。遇到这样的事，农民家就只好提前杀猪，大部分肉办了酒席宴，剩一点肉留着过年。记得邻居家有一年夏天死了老人，先杀了猪，只剩下一个腌猪头挂在厨房里，他家的小孩老到我屋里翻日历，我问小孩看日历干什么？他回答说：“数数还有多少天过年，好吃猪头肉。” 

农民虽穷，却有自己既定的礼数。办红白喜事必须要办有八大碗的酒席，必须请到全生产队每家的当家人。我一人一户，自然就是当家的，每次酒席都少不了我。酒席也有一定之规，八大碗的头两碗必定是大肉块儿和大肉片儿。肉块儿是五六厘米见方的纯肥肉，一人一块儿；肉片儿一厘米厚、长宽各十几厘米，有一边带点皮（外观有点像现在的切片面包），也一人一片儿。要是没本事对付这两碗，就别提吃后面的菜了。

刚下乡的时候，觉得那肉很恐怖，很难下咽。你不吃，自然有人帮忙。等在乡下待了半年多，常常一两个月见不着肉，碰上酒席，肉块儿肉片儿都毫无困难地吃下去了，还觉得特别香，总有没吃够之感。

重庆农村坝坝宴。2010年代

酒席上要有酒，那时只能买到六毛多钱一斤的散装烧酒，同桌的人总劝我喝，说：“酒醉英雄汉，饭胀傻老三。”一开始我不懂门道儿，想着赶快喝完酒好吃菜，空着肚子便连喝四五杯，好菜还没上桌就醉得不省人事。后来渐渐明白了，学着大家开始几圈敬酒只是抿一点，等菜上齐了，吃得差不多了，再放开喝酒，酒量也渐长。

农民的酒席有限，全生产队男女老少连我才整八十人，能碰上几回结婚？死人就更少了，再说也不能为吃肉盼着人家死人吧？所以肉还是没吃够。

1976年秋天我进了工厂。那时候毛泽东刚去世，华国锋领导“抓纲治国”（记得厂里同事那会儿生了孩子，有好几个叫治国的，这几个“治国”现在也四十多岁了），肉还是不够吃。厂里给我们这些单身职工发食堂的肉票，每周只有星期五中午一顿卖有肉的菜，还不是人人有份，去晚了肉票作废，下星期不能用。

1970年代的工厂食堂

每逢星期五，我们十点一过就关了机床，到食堂窗口排队。十二点窗口一开，人人奋勇，一阵猛挤。吃完了肉，还要用开水涮涮饭盆儿，把沾肉味的汤汤水水全喝了，还是不满足。有一个星期五上午车间停电，我们同屋的几个人逃回宿舍睡回笼觉，一觉睡过了头，没吃成肉，几个人你怨我、我怪你，懊丧了好多天。以后再碰到星期五停电，谁也不敢睡觉，几个人轮番下象棋，输了的人先去排队，再没有错过星期五那顿肉。

改革开放忽如一夜春风来，记不得从什么准确的时间起就天天有肉吃了。十几二十年过去了，肚子里油水越来越满，见了肉也不那么想吃了，没肉吃的日子慢慢忘了。

我现在人老了，身体不那么好是有原因的：青少年时代肉没吃够！就像当年中国足球队员干不过外国人一样，是小时候落下的根儿。

最近看电视，看到全国还有一些贫困地区的人常年没肉吃，真为那里的老百姓尤其是青少年着急，而现在中国又有无数人大吃大喝，引出了很多脂肪肝、动脉硬化一类肉吃多了的毛病。写完这篇文章，我有两个愿望：一是愿天下想吃肉的人都有肉吃；二是愿有肉吃的人科学用餐，别吃出毛病来。还有一个遗憾，吃肉长大的一代中国足球队员还是踢不过外国人。

排队凭票买肉的日子，还会卷土重来么？

袁晞专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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